八七年底，普洱茶開始直接地進入臺灣市場。八八年，臺灣茶藝界組團到云南考察，帶回來了樣品，但以青沱、青餅及七子餅為主，這一趟并未掀起很大漣漪，但卻是一個開端的萌芽，較多文獻、信息進入寶島。當時對普洱茶稱謂，大體上仍以遠年普洱、陳年普洱、不知年普洱等稱呼，市場受香港影響很大。

香港九七大限前夕，港人開始大清倉，做后續移民等動作，造成大量老茶不斷涌現。呂禮臻、何健、周渝、鄧時海等從香港搜到不少老茶餅，有些雖有內票、內飛等注明出處，但更多也不知其所以然；那時是在一片狐疑中，掰開每片老餅，用力的喝，不斷的試、不停的比，呂禮臻等更是用力的賣…

歷史的普洱，是源遠流長，在昔日有其風光的一頁，由文獻古籍，可見一斑；本文受限于時間及文長，就以現今普洱發展始末，做切入點，以一位過來人初淺的經歷，論述走在茶馬古道上一步一腳印的心路旅程。

全世界普洱茶發燒、發熱，約是六、七年前開始，但對一群茶瘋子而言，早在公元一九八0年已開始展開一陣接著一陣毫無間斷的追逐骨董普洱茶風。近廿多年光陰如梭，但也扎扎實實地見證普洱茶由黑翻紅的傳奇。

時間回溯到公元一九八七年底，海峽兩岸關系緩和，普洱茶開始直接地進入臺灣市場，在公元一九八八年（民國七十七年），臺灣茶藝界就已組團到云南考察，帶回來了樣品，但以青沱、青餅及七子餅為主，這一趟并未掀起很大漣漪，但卻是一個開端的萌芽，亦是較多文獻、信息進入寶島時刻。當時的臺灣、香港及東南亞普洱茶世界中，仍呈現傳統的喝普洱茶方式，尤其是香港、澳門等主要在茶樓飲茶、喝普洱茶，只有少數幾家有較專業的各式普洱，對普洱茶稱謂，大體上仍以遠年普洱、陳年普洱、不知年普洱等稱呼，一般市場上受香港影響很大，入倉的普洱味道特殊，因此“臭曝茶”稱謂不脛而走。

追尋普洱茶根源萌芽期，約過了二、三年的蟄伏，接著是黎明前暗濤洶涌期。

先是遠年的下關沱茶，接著紅印、綠印甲、乙級（香港人稱藍?。?、香菇頭（鼎興末代緊茶）、福元昌、同興、同慶等大量地從香港出倉，讓這群瘋子感受到一股新的旋風正在吹拂著。

此時正是香港九七大限前夕，港人開始大清倉，做后續移民等動作，造成一些不知名的茶餅，不斷地涌現，臺灣茶人大部分只接觸到紅印、綠印、黃印及沱茶，最早應是宋聘、雙獅等，其余則是一知半解。

呂禮臻、何健、周渝、鄧時海等從香港搜到不少老茶餅，有些雖有內票、內飛等注明出處，但對云南地形實在不熟悉，也不知其所以然；有些則甚至出現法文，到底來自何處，根本查不到數據（后才知道來自越南河內的圓茶），那時是在一片狐疑中，掰開每片老餅，用力的喝，不斷的試、不停的比，因為出爐的老茶餅、緊茶，比喝的速度還快，呂禮臻等更是用力的賣，讓更多人都有首度接觸了骨董普洱茶的機會，以他們的職業敏感度感受到這是“千載難逢”，這股推廣之風，也造就了飲古董普洱茶另一股旋風港人受茶樓飲茶風氣影響，對熟成的普洱較有興趣，這些陳年的老普洱就一堆又一堆的進入臺灣市場及搜藏家手中。

直到公元一九九三年四月，云南省思茅舉辦首屆的中國國際普洱茶學術研討會，這群研究熱絡的瘋子那會錯失這種良機，風塵仆仆地飛往參與這場盛會，與來自云南省各主要茶業機構、研究所及云南大學教授、北京中國茶葉公司等大陸的茶葉產、官及學界共同首度面對面的探究普洱茶。

但由與會各專家學者及業界提出的論文、會中討論的內容，加上會場四周及茶葉街逛覽，發現所呈現的云南普洱茶，干篇一律是新茶，少數商店可買到渥堆的普洱茶磚，請了李松青、張順高、王郁鳳等喝咖啡，但我們談的是陳年普洱茶，愈陳愈香的東西，他們卻完全停留在綠茶普洱茶概念中，大有“雞同鴨講”感慨，不過，鄧時海帶來的一顆末代緊茶，給曾經在云南做過茶，移居美國的樓楊丹桂女士相當大震撼，她家昔日就是云南古老的茶商，她這次也提出了“新茶路考”的論文，而王郁鳳的論文，亦提及清宮普洱等論證讓臺灣來的尋根茶人感受到異中有同的觀念。

包括王郁鳳的《普洱茶與清皇朝》，一位云南大學年輕講師溫一波提出他走訪的茶馬古道記實，這些概念在日后追查普洱茶歷史中，均發揮相當大的魅力，但當時并不被大會所重視，有些論文如茶馬古道即使后來出論文集仍未收錄，但這也是促成我卻追尋茶馬古道的根源，利用研討會空檔，立即驅車趕赴普洱府，走了一段[茶庵鳥道]，走在崎嶇的石板上，正值夕陽西下，一輪夕陽高掛，遙想當時普洱茶還未興盛狀況，真的頗有[夕陽無限好，只是盡黃昏]的感觸。

第一年的這一趟，也到了歷史名城普洱府及普洱茶廠走一遭，當時普洱茶廠廠長認為他們最好的茶是“普洱綠海白毫”，不賣，可是也大方送每人一百公克做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