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巴蜀是茶葉文化的搖籃

六朝以前的茶史資料表明，中國茶業，最初興起于巴蜀。《漢書·地理志》稱：“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巴蜀的范圍較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還有濮、賨、苴、共、奴等許多其他少數民族，巴族、蜀族，不過是其中分布較廣、人口較多的兩個大族。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時，還停留在原始氏族階段，至春秋、戰國期間，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從中原的觀點來看，這些民族或地區，仍然是屬于“南夷”的化外之區；巴蜀歸屬于華夏，是在秦統一和設置郡縣以后的事情。清初學者顧炎武在其《日知錄》中考說：“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指出各地對茶的飲用，是在秦國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傳播開來的。也就是說，中國和世界的茶葉文化，最初是在巴蜀發展為業的。顧炎武的這一結論，統一了中國歷代關于茶事起源上的種種說法，也為現在絕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因此，常稱“巴蜀是中國茶業或茶葉文化的搖籃”。中國的飲茶，是秦統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末，巴蜀又是什么時候開始飲茶的呢？茶界持有不同見解，有的認為始于“史前”，有的認為“西周初年”，也有的認為在“戰國”時期等，歸結起來，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國之前抑或建國之后的問題。所謂巴蜀飲茶“始于戰國”的觀點，實質上也就是否定上古神農傳說的史料價值，認為只有可靠的文字記載才可憑信。其實，說巴蜀茶業始于戰國，也是以顧炎武上說為依據，別無其他直接文字記載。史前集農業、醫藥和陶冶斤斧鉏耨等多種發明于一身的神農，未必真有其人、其事。但是，他作為后人追念史前上述偉大發明而塑造出來的一種形象，而得到人們的承認。與他聯系在一起的上述事物是指原始時代的發明，這些應該是有一定的史實根據的。一般地說，在未進行考古發掘之前，古書關于“神農耕而作陶”和“始作耒耜，教民耕種”、“始嘗百草，始有醫藥”等傳說，同樣也是無文字可證的。所以，神農作為史前的一個特定階段的代表，將農業、醫藥、陶器，以至茶葉的飲用“發乎”這一時代，應當是可信的。

西漢時，成都不但已形成為我國茶葉的一個消費中心，而且由后來的文獻記載著，很可能也已形成為我國最早的茶葉集散中心。如西晉張載《登成都樓》(3世紀80年代)詩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即是一證。張載這首詩，共32句。前面16句，談成都的飛宇層樓、物饒民豐和高甍長衢的城市境況；下闋借蜀郡漢代巨富程、卓二家的奢華生活，來極言成都茶葉的名滿遐邇。與張載這一詩句相輔，構成巴蜀茶業名甲全國的還有這樣兩條史料：三國魏張揖《廣雅》(三世紀上)載，“荊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用蔥姜芼之。”其二是西晉孫楚的《出歌》(231～293年)：“茱萸出芳樹顛，鯉魚出洛水泉。白鹽出河東，美鼓出魯淵。姜、桂、荼出巴蜀，椒、桔、木蘭出高山。蓼蘇出溝渠，精稗出中田。”前一條史料所說的“荊巴間”，具體是指令川東、鄂西一帶。其實，這鄂西早先屬楚國的邊境地區，先秦時有的一度就屬巴國或是巴文化的影響區。所以，這條資料實際上介紹的，主要還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飲茶習慣。后一條《出歌》，主要是介紹一些常用飲料、食物產地。把《廣雅》《出歌》和《登成都樓》詩的上述內容聯系起來，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漢直至西晉，巴蜀仍是我國茶葉生產和技術的重要中心。

2、茶業重心的東移先秦時，中國茶的飲用和生產，主要流傳于巴蜀一帶。秦漢統一全國后，茶業隨巴蜀與各地經濟、文化交流的增強，尤其是茶的加工、種植，首先向東部和南部漸次傳播開來。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很能說明問題。茶陵是西漢時設置的縣分，唐以前寫作“荼陵”。《路史》引《衡州圍經》載：“茶陵者，所謂山谷生茶茗也”，也就是以其地出茶而名縣的。茶陵是湖南鄰近江西、廣東邊界的一個縣，這表明秦漢統一不久，茶的飲用和生產，就由巴蜀傳到了湘、粵、贛毗鄰地區。但中國茶葉生產和技術的優勢，還是在巴蜀。在漢以后的三國。西晉階段，隨荊楚茶業和茶葉文化在全國傳播的日益發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條件，長江中游或華中地區，在中國茶文化傳播上的地位，慢慢取代巴蜀而明顯重要起來。所以，從發展的角度上來說，秦漢至西晉這個階段，既是巴蜀茶業繼續持盛的時期，也是中國茶業由巴蜀走向全國和茶業重心開始東移的重要階段。如上面引及的《廣雅》所說：“荊巴間采茶作餅”。這條記載，將“荊、巴”并提，表明三國時，至少在中原人看來，荊楚一帶的茶類生產和制茶技術，便已達到和巴蜀相同的水平或程度。這一點還可以《三國志·吳志》(285年前后)孫皓“以茶當酒”的故事來補證。是書《韋曜傳》記稱，孫皓嗣位后，常舉宴狂飲，韋曜酒量不大，孫皓初識曜時特別照顧，“常為裁減，或密踢茶以當酒”。說明華中地區當時飲茶已比較普遍了。因為孫皓“初見”韋曜的日子，也即是他剛剛做皇帝的頭二年。孫皓是吳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接位的，不久，他效法乃祖孫權，把國都一度(公元265～266年)遷至宜昌。所以，孫皓以茶代酒的史實，很可能是其遷都宜昌時的故事。三國時，孫吳據有現在蘇、皖、贛、鄂、湘、桂一部和廣東、福建、浙江全部陸地的東南半壁河山，這一地區，也是這時我國茶業傳播和發展的主要區域。西晉的歷史不長，但它的短暫統一，不僅如杜育《賦》(4世紀前期)所形容的：“靈山惟岳，奇產所鐘，厲生草，彌谷被崗”，南方栽種茶樹的規模和范圍有很大發展，而且也如左思(250？一305？年)《嬌女》所說“心為茶劇，吹噓對鼎厲”，這時隨政治、經濟中心的集中北方，茶的飲用，也流傳到了北方的高門豪族。關于這點，在劉琨寫給其侄子的一封信中，也可得到一些證明。據一些文獻引述的劉琨《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270～314年)稱：“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煩悶，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劉琨是西晉將領和詩人，惠帝時封廣武侯，愍帝初任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長期與漢、趙相持，晉室南遷后，因孤守無援，為石勒所破，不久(公元318年)被殺。兗州在晉惠帝時淪沒，后州治輾轉流寄山東、江蘇很多地方，劉演任“南兗州”刺史的時間，當是在兗州失守以后。所以，根據上述兩點，劉琨這封信的時間，多半是他永嘉、建興孤守并州時所書。這封信與茶葉有關的，主要是“真茶”二字；這里稱“恒假真茶”，有的書作“常仰真茶”。所謂真茶，是針對假茶而言的；“常仰真茶”，換句話說，也就是市場上的茶葉，常常有假，這也正好證實了其時北方已存在了茶的一定貿易。

關于西晉時長江中游茶業的發展情況，還可從這兩部史籍中得到一些說明。一是《荊州土地記》(撰寫人及成書年代不詳)。這部書早佚，現存的二處茶葉資料，一見于《齊民要術》的引文，其稱“浮陵茶最好”；一見于《北堂書鈔》，其載：“武陵七縣通出茶，最好。”《齊民要術》中所說的“浮陵”，當為“武陵”之誤。這兩條資料共同都稱，武陵出產的茶“最好”。據考證，《荊州土地記》，似是西晉時代的作品。那末，西晉時我國的茶葉是否以武陵為最好呢？這可以東晉前期常璩《華陽國志》的有關內容來反證。《華陽國志》是記述漢中、巴蜀和南中等歷史、地理情況的一部專著。其中關于記及各地出產茶葉的資料，主要有這樣幾條：涪陵郡，“惟出茶、漆”；什邡縣，“山出好茶”，南安、武陽，“皆出名茶”；平夷縣，“山出茶、蜜”。常璩是蜀郡江原(今四川崇慶)人，西晉末年曾任成漢官吏，東晉時遷居建康(今南京)，其在寫《華陽國志》前，當看過《荊州土地記》或聽到過武陵茶的評價，所以常璩在書中用“出茶”“出好茶”“出名茶”三級來區分各地出產茶葉的質第，但唯獨不提這些地方的茶葉何者最好，這或許其時荊州制茶已超過巴蜀或與巴蜀已不相伯仲的關系。因此，從現存的茶葉史料來看，在三國和西晉時，由于荊漢地區茶業的明顯發展，巴蜀獨冠我國茶壇的優勢，似已不復存在。西晉的都城在洛陽，永嘉之亂后，晉室南渡，北方七族相率過江僑居，東晉、南朝建康成為我國南方的政治中心。這一時期，我國長江下游和東南沿海的茶業，因上層社會的崇尚也較快地發展了起來。西晉時，皇室和世家大族，荒建無恥，斗奢比富，腐化到了極點。流亡到江南以后，有些人鑒于過去失國的教訓，一改奢華之風，倡導以儉樸為榮。如《晉書.恒溫列傳》(646年)稱：“桓溫為揚州牧，性儉，每宴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關于這點，《晉中興書》(王世幾)陸納尚茶的故事，更能說明問題。其載：“陸納為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吾素業。”由此可以清楚看出，這時茶已成為某些達官貴人用以標榜節儉和樸素的物品。另一方面，隨北方土族的南遷，南方特別是江東各地，禮制比以前也有所加強，作為日常生活中愈來愈時尚的飲茶，這時，也自然地愈來愈多地被吸收過禮俗之中了。如劉宋時的《世說新語·紕漏第三十四》(440年前后)中有這樣一則故事，講西晉有個叫任瞻的官吏，晉室南渡時漂泊流落，后來慢慢也到了南京，“時賢共至石頭(今南京地名)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即是說，在東晉時，建康一帶，就普遍出現了以茶待客的禮儀。又如《南開書·武帝本紀》(6世紀前期)載，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七月，齊武帝臨終時又詔稱：“我靈上慎勿以牲為祭，唯設餅、茶飲、平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制。”通過這樣用詔諭的形式頒布全國，無疑對這種風俗是一大推動和促進。由于東晉、南朝統治階級“借重茶葉”的需要，從而使得我國南方尤其是江東飲茶和茶葉文化有了較大發展，也進一步促進了我國茶業的向東南推進。如《神異記》(西晉一隋代之間)載：“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土，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余，乞相遺也’。”《永嘉圖經》(失傳，年代不詳)載：“永嘉縣東三百里，有白茶山。”山謙之《吳興記》(5世紀)又稱：“烏程，縣西北二十里，有溫山，出御”等等。由上可見，這一時期我國東南植茶，由浙西進而擴展到了今溫州、寧波的沿海一線。不只如此，而且如《桐君錄》所說，“西陽、武昌、晉陵皆出好茗”；晉陵是今常州的古名，其茶出宜興，表明東晉和南朝時，長江下游宜興一帶的茶葉，也著名起來。荊楚和長江中游茶業重心的進一步東移，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但這時我國東南沿海地區茶業的發展，使三國、西晉以后出現的茶業重心東移的趨勢或現象，更加明顯起來。(文章來源：紅晟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