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戛爾尼失望而歸，然而此行也不算毫無收獲——回國時，使團帶走了在江西搜集的一批茶苗茶籽。

這批茶苗茶籽被寄往英屬印度的首府加爾各答，種于皇家植物園。這個時候的印度，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茶業。

馬戛爾尼給此行出資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長培林寫信道：“展望下一個世紀茶在印度的生長情況，給英國帶來的巨大利益，將遠遠補償這次出使的遺憾，不由得喜不自禁。”

正如馬戛爾尼所料，半個世紀以后，印度茶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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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戛爾尼使團的秘密任務

18世紀后半期，英國人已飲茶成風，據說當時連修馬路的工人都在喝茶。18世紀初的時候，東印度公司每年出售茶葉不超過5萬磅，到18世紀末，這個數值已經翻了四倍。

英國人對此深感憂慮，對于茶葉的依賴，仿佛被中國人捏住了命門，不僅白銀嘩啦啦地流向中國，一旦中國在茶葉出口上作文章，勢必大大影響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政府的利益。前者壟斷了從中國進口茶葉的貿易，后者則在茶葉稅上賺得盆滿缽滿。

早期印度茶園的試種

經過3年的培育，1839年1月，阿薩姆茶葉運往倫敦。這批茶葉被鑒定為“具有相當的品質”，起拍價是1先令，被一個愛國者以5先令拍到，而最高價格居然拍到了34先令每磅（17英鎊）。

這在英國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資本聞風而動，阿薩姆茶園大規模開發的狂潮開始。

然而事實上，阿薩姆土產茶具有一種強烈的刺激感和辛辣、煙熏的味道，剝離了愛國情感的加持，阿薩姆茶根本無法與中國茶葉競爭，而且單位面積產量極其可憐。

羅伯特·福瓊一家
在中國期間，福瓊還學會了漢語和中國人的習俗，并熟練掌握了筷子的使用技巧。這使得他在經歷了鴉片戰爭后的中國，可以通過喬裝打扮而避開中國人對洋人的仇視。

1847年，福瓊的游記《中國北面省份三年漫游》出版，受到各界熱切追捧，也使東印度公司決意將“盜茶”的重任委托與他。

1848年6月20日，福瓊再度出發前往中國。這次，他帶著英國駐印度總督達爾豪西侯爵的命令：“你必須從中國盛產茶葉的地區挑選出最好的種子和茶樹，然后運到加爾各答，再從加爾各答運到喜馬拉雅山。你還必須盡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經驗的種茶人和茶葉加工者，沒有他們，我們無法發展在喜馬拉雅山的茶葉生產。”

東印度公司董事會付給福瓊的報酬是每年550英鎊（約相當于人民幣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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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茶貿易版圖的盜茶之旅

福瓊的任務充滿了風險，他是繼葡萄牙人后第一個滲入中國內地的外國人，去往非開放地區，一旦被清朝政府發現，可能要面臨牢獄之災，甚至會有生命危險。

安徽名茶

在跋涉于茶區的過程中，福瓊發現多霧的氣候和富含銀元素的土壤適合種植藥用茶，并且了解到何種氣候和土壤才適合種植優質茶。他給英屬印度總督的信上所說：“我已弄到了大量茶種和茶樹苗，我希望能將其完好地送到您手中。”

1849年5月，福瓊又喬裝成知識界名流去了武夷山紅茶產區。當時的歐洲人一直不知道紅茶綠茶源于相同茶種，還以為紅茶是紅茶樹長出來，而綠茶是綠茶樹長出來的。正是這次考察，讓福瓊知道了綠茶變成紅茶的秘密：對茶葉進行發酵處理，從而使茶葉的顏色變暗。綠茶的制作則不經過這道工序。

從普陀山一個寺廟的老和尚那里，福瓊還得知了泡茶用水的重要性。

1851年2月福瓊通過海運，運走2000株茶樹小苗，1.7萬粒茶樹發芽種子，同時帶走8名中國制茶工到印度的加爾各答。

在宗主國機械生產的幫助下，印度后來居上，從此成為紅茶出口第一大國。歐洲紅茶市場逐漸擺脫了對中國的依賴。到1903年，英國人消費的茶葉中由原來4%來自印度增加到59%，中國茶葉在世界銷售量的比率卻下降到10%。

正如《茶：嗜好、開拓與帝國》的作者莫克塞姆在書中所呼喊的那樣：大英帝國的一個夢想終于實現了。

歷史已經翻篇，然而一個帝國為了扭轉經濟，一百年來前赴后繼、巧取豪奪的所作所為，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