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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親生于1897年，于1989年10月28日去世。他生活的近百年，正是中華民族歷經苦難、人民革命風起云涌，古老的中國在東方重新崛起的不平凡的歷史年代。而他一生的作為，無愧于這個偉大的時代，他為這個時代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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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二十世紀初期，父親從去日本留學的時候開始，即為勞苦大眾所受壓迫和婦女的不平等地位做不平之鳴，他在《東方雜志》等刊物上所寫的文章，都有明顯的贊同共產黨主張的傾向，毛澤東主席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就曾將他的《中國農民問題》、《日本農民運動的趨勢》等文章選為參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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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日本回國后，父親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他同章錫琛、胡愈之、葉圣陶、夏丐尊等開辦了開明書店。書店于1926年夏正式成立，出版具有進步思想的書刊。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幾年后開明書店逐漸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大書店，與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并駕齊驅，匯聚了茅盾、郁達夫、巴金等進步作家的作品。父親的好友夏衍，由父親介紹到開明書店翻譯高爾基的《母親》，從而走上了文學藝術的道路。開明書店開導了許多具有進步思想的年青人，僅《中學生》雜志即在青年一代中起到了巨大的有益的教育作用。我的父親、母親在這些年里，每有積蓄就交付書店作為運營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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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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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四·一二”政變。父親同胡愈之于訪友歸家途中看到路上的血跡，義憤填膺。到我父親家里后，胡愈之拿起父親書桌上“中華農學會”的信箋奮筆疾書，寫下了義正詞嚴的抗議書，以胡愈之、鄭振鐸、吳覺農等七人聯名的公開信，發表在次日的《商報》上。（原稿存在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這是萬籟無聲中的一聲驚雷，周恩來同志稱之為“中國正直知識分子大無畏的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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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年代，我的父母不顧自身安危，在家里還掩護了共產黨員劉鼎、吳先清夫婦，他們還在我家生育了自己的孩子（名叫闞文木，后來送回四川老家，至今同我仍有來往）。后來吳先清被調去蘇聯，我那時四五歲，曾跟隨母親到她的住處上海女青年會去送她。她這一去就沒有再回來，據說是蒙冤死在西伯利亞。劉鼎后來被派到張學良將軍處當幕僚，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劉鼎曾在德國學過機械制造，抗戰期間他是八路軍、新四軍的兵工專家，父親和他直到1949年在北京科技工作者會議上才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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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工泰斗，統戰功臣”劉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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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期，父親接受了以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正確思想，他加入了一個重要組織：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此會1933年正式成立，陳翰笙為理事長、吳覺農為副理事長，會內建立黨的秘密領導小組，由薛暮橋負責日常事務；主要成員有王寅生、錢俊瑞、孫冶方、張錫昌、駱耕漠、徐雪寒等。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出版的刊物《中國農村》成為當時白區重要的理論陣地，許多成員后來成為我黨的重要理論家。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在“農經會”遇到危難時，父親總是奮不顧身出面交涉，所以薛暮橋曾說：“吳覺農同志是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先驅，為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和《中國農村》月刊的成長壯大，作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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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變后，父親更加積極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潮流之中，他參加了救國會的組織和活動，撰寫了《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等文章，當“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南京救國會的孫曉村、曹孟君也在南京被拘捕，我父親立即和農經會的孫冶方等到南京進行營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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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戰時期，父親在重慶參加了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的“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小民革”。主要成員有王昆侖、王炳南、陳翰笙、屈武、閻寶航等，任務是貫徹黨的團結抗戰方針，團結各界人士，這時期父親主要的政治活動與此相關。抗日戰爭勝利后，民主革命同盟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上海，父親參加了這個組織的領導工作，分析研究國民黨破壞和談、發動內戰的動向，宣傳黨的政策，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接受黨托辦的事項，為掩護和營救黨的地下工作人員，擔任現代經濟通訊社董事長，為黨提供經濟信息，參加合眾企業公司購運解放區所需物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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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戰爭后期，上海的環境更加惡劣，父親協助不少進步人士向海外轉移，自己留在上海同金仲華（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長）、曹孟君等堅持工作，同上海工商界、科技界保持密切聯系，通過經濟團體聯誼會、科學工作者協會以及其他聚餐會、座談會等宣傳形式，穩住某些上層人士，使他們增進認識，消除顧慮。為防止上海遭到嚴重破壞，他曾受黨組織的托付，以他同湯恩伯的老同學關系，爭取湯能夠仿效傅作義的北平和平解放方式。（由于情況復雜，這一試探未能成功。）父親始終忠實地遵守入盟時的誓言，“為中國革命事業愿貢獻個人的一切，以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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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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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秋，中國歷史揭開了新的篇章。父親來到北京，同過去許多共同抗戰的老友相逢，興奮之情溢于言表。他參加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參與討論制定《共同綱領》。新中國成立后的四十多年里，他除擔任首任農業部副部長，還任全國政協委員、副秘書長、常委。父親一直都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幾次都因故推延，最后一次是他92歲時同子女商量后提出的，經陸定一回答他：夠入黨條件，但因下屆政協、兩會仍將提名為政協常委，所以您還是留在黨外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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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當代茶圣”，他對農業特別是茶葉事業的發展是功不可沒的。他是中國茶葉復興和發展的奠基人。經過對茶葉歷史和現狀的調查研究，他寫了《中國茶業改革方準》、《中國茶業問題》等專著，提出了復興中國茶葉事業的藍圖。自1931年負責上海商品檢驗局茶葉處開始，就同茶葉結下了不解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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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茶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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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出茶葉口岸、產地的檢驗檢疫制度，改進茶葉產制技術，成立了皖、浙、贛等產茶區的茶葉改良場，對茶產地進行技術指導，對名茶加以培育。他曾在祁門實地進行考查工作，寫了文章《在祁場的一年》。他提倡組織合作社、由省銀行向茶農發放貸款。（這樣的做法損及當時帝國主義買辦的利益，英駐華使館竟對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1935年，他訪問了日本、印尼、錫蘭、印度、英國、蘇聯等產茶與飲茶國，寫出了多篇考查報告。抗日戰爭開始，為打破日寇的封鎖，他開辟茶葉外運通道及蘇聯東歐的華茶市場，他和蘇商首次簽訂了第一個貿易協定。為培育茶業專業隊伍，他首建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葉系科——重慶復旦大學茶葉系；他為了提高茶學理論水平與研究，在武夷山創立了國家級的茶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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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門茶場于1932年11月正式成立，經已一載。省內外之人士，對于祁場每每寄其注意。良以安徽之茶業，實系中國茶業中心；無論內銷外銷出品，以及出品之為紅茶、綠茶，又各有其獨特的地位。從事茶業研究機關，僅有祁場，其受社會重視，固亦宜然。茲特草此一文，內以作周年之紀念；外以作公開之露布。閱者進而教之，俾得今后依循有據，尤所企幸。”——吳覺農《在祁場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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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建立前夕，父親參加新政協的籌備會，住在北京飯店，馬路對面就是姚依林的辦公室，兩人商討擘劃了全國茶葉布局和發展規劃。建國后不久，即建立相應機構中國茶業公司，這是新中國起步最早的第一個對外貿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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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一生關心茶葉，直到耄耋之年，還去參觀茶區提出建議。晚年，父親與他的同事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茶經述評》。他對茶業發展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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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歷史學家胡繩說：“吳覺農先生是出生于苦難的舊中國，具有高度愛國主義精神，不斷求進步的革命知識分子。他的身上表現著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高貴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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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甲選，攝于2015年中國茶業復興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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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甲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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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14日

來源：互聯網 更多好文請關注秒懂普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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