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植物遺產高地上的普洱茶「論戰的序幕」

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馬關條約》簽訂后兩年,清廷在一種陰郁的氛圍里醞釀變法,“公車上書”后康梁一直在為“變法”做鋪墊。是年冬,德國強占膠州灣,民族危機的情緒日益濃郁。康有為再次上書光緒帝,迫在眉睫的形式讓親政后的光緒帝想要通過“變法”革新國是。

青年時期的吳覺農
吳覺農,原名榮堂,從青年時代起就立志要振興祖國農業,所以后面改名叫“覺農”。早年他畢業于浙江省中等農業技術學校(浙江農業大學的前身),在校期間就對茶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關心中國茶葉產業,知道中國茶葉有悠久的歷史,也深知當茶葉作為世界性飲料之后對于中國的意義,同時也明白傳統中國茶業在參與世界茶葉新興產區的市場競爭中所處的優劣位置。
1919年,吳覺農先生考取了去日本研究茶葉專業的官費留學生資格,在日本農林水產省的茶業試驗場學習。
在近代史上,日本與中國同樣面對著來自西方世界價值觀的沖擊,但后來,兩個國家卻走上了完全相反的兩條路線。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積極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實現了本國的工業化。在“脫亞入歐”的思潮中,日本從民族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等全方位率先向西方學習。日本這種在學習上的先行優勢,讓后來的中國在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時直接采取了一種拿來主義,導致很多西方近現代的科學詞匯都離不開日本的影子。




